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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类区分是法律上永远无法彻底厘清的糊涂账。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大部分能够识别到个人层面，因而其应属于个人信息甚至是敏感个人信息，那么对于属于个人信息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出境，应当选择科技部路径还是国家网信办路径就成为摆在数据处理者面前的难题，二者之间所需条件、程序以及相关责任完全不同，且二者之间亦未做好协调。目前，世界各国为抢占数字经济繁荣高地，纷纷制定更加宽松开放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法规，力求夺取数字产业发展先机，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

客观而言，中国现有的数据跨境监管体系暴露出了较多问题，已经对产业的开放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弯道超车产生了较大阻碍。原因有二：一是该制度更为相关数据处理者所熟悉，大部分有出境需求的数据处理者更加了解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主管部门的数据出境流程，在实际数据出境时也更多地采取了这一路径，而对于网信部门的数据出境路径却十分陌生，学习成本较大。在内容优化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的条件落脚在历史上曾经处理过的个人信息数量或出境的个人信息数量上，即根据历史数据处理量来判断该数据处理者的数据出境活动将给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可能带来的风险，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实际落地中却暴露出了较大的短板与缺陷。但是，实践中往往只有法务部门能够重视这项工作，其他部门由于职责范围不包括这一内容而难以对其给予足够高的重视，部门之间协调困难成为安全评估的阻碍因素之一。因此，未来的数据出境许可条件的设置应当根据数据处理者的实际情况和合理需求制定标准，从而将监管资源集中于保障真正关系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公民权益的数据出境活动。

例如，在实际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中，有些餐饮企业和银行拥有超过100万名用户，但其需要出境的数据并非其用户的个人信息等业务数据，而是其员工个人信息等管理数据，这种拟出境的数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敏感程度上都不满足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规制目的。首先，中国应以更主动进取的姿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的构建，在经贸、投资以及其他相关专题谈判中启动数据跨境流动谈判，做好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工作，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促进各国之间的互信和合作。一、 派驻的组织原理与法律问题派驻监督制度的形成，有中国传统监察体系传承的文化基因，也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力在自我观察和组织体上自我衍生的根本组织逻辑，其背后的政治本质往往通过立法体现为宪法层面国家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事项管辖权上，如何理解监察法上的授权这一议题值得重点研究。有独立管辖权在法律上通常表现为两点：一是法律明确了机关在地域、级别和事项上的具体管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法工作探索中，人民政权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派驻机构与监察委的关系显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尽管前者有明确的管辖权，但这个管辖权不是法律直接规定，而是由监察委根据组织裁量和管理权限，通过授权所派生出来的。

部分法律能力还意味着间接国家机关意志形成的局限性和对创设机关的依附性，只有在很少的必须的场合，间接机关才有意志形成的选择性和独立性，尽管创设机关不能完全消解前者的裁量决定。实际上，立法者已经注意到并建立了国家机关组织法意义上的规范差异秩序。

结语派驻监督实践中有监察机构与被监察对象的同级纪委合署办公，监察专员普遍兼任党组成员、纪委书记。根据文义解释，显然派驻机构又并非独立的监察机关，它在组织法上是从属于派出它的监察委，构成该监察委一个组成部分的监察机关。同时，从法理层面梳理派驻监督的组织原理，对建构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迫切性和必要性：派驻是中国国家权力通过自我监督，实现监督机关的自我衍生，从而达到自我革命的重要逻辑展现，也正是它政治本质的体现。针对为配合派出的监察委或地方监察委的最终处分提供了相应瑕疵证据等，则可能承担的是瑕疵担保责任。

这种非独立性其次体现在，第二性机关的行为在法律效果上最终对创设机关或第一性机关负责。耶利内克也反对机关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说法，提出它的活动不过是国家通过自身器官决定意志的过程，机关只是整体国家人格的体现。派驻机构的创设授权来自《宪法》第124 条第 2 款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因此它在组织上属于监察委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如果给派驻机构配置查封、扣押、冻结的权力，则必须相应要求具备设立专用账户、专门场所，确定专门人员的条件。

各派驻机构的权限可依委任机关处分乃至收回。派驻机构正是一种属于派出的纪检监察机关的、根据法律和党内法规抽象设立的间接国家机关。

我国传统中的御史文化曾倡导通过培养大规模的监控队伍来实现，但由于制度性含量不高，监督的随机和无序明显，且公共成本巨大，导致在治理实践中难以为继。该学说以沃尔夫在《机关与法人》（ 第二卷）中的主导观点为代表。

所谓部分法律能力，主要可以从责任归属、职权运用和意志形成三个方面来理解。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派驻机构是否属于独立的监察机关。三是功能意义上的法律能力说。从组织理论上所理解的我国的国家监督不是权力彼此之间的互相观察，而是通过一个枢纽或中枢机关来搜集局部的权力运行信息，运用规范进行信息的分析和处理，并对出现问题进行自我修复的机制。正所谓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弹事，进而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二）  派驻组织原理的法律建构相比而言，学术界从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法规角度研究派驻监督及相关配套制度已经获得较为清晰的认识，制度已较为完备，而专门集中阐述派驻监督的国家法学原理的成果还不多，梳理也明显不足。

这更说明了派驻机构管辖权的明确性在逐步增强的实践趋势。委任的范围和程度不统一，各类派驻机构的具体职权内容是不同的。

可以说，对派驻监督进行国家权力的自我观察，厘清组织体上自我衍生的逻辑，是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建构和体制构建所需的基本前提，是克服中国式国家权力自我监督面临的权威集中、信息分散难题、回答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基本方案。例如齐佩里乌斯认为，机关为国家承担特定任务是一个权利主体代理另一个主体（国家）的表现。

作为派驻监督的组织，派驻机构在运行中要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合理厘定四项法律职责，并建立起派驻监督动态分类的活动秩序。代理在法律上是一种临时性的事务管辖权转移，也不符合派驻机构的常设组织的特性。

它可以在不损害创设它的监察委地位的情况下，带动监察权威下沉和形成信息分担处理机制，尤其体现在日常监督和调查环节。由此，自我监督也并非没有边界，这必然会影响到派驻机构在微观和局部运行时自身的角色与行为界限。同时它也是功能意义上的分层监测，即通过授权使得派驻机构在其范围内享有相对完整的监察权。（三） 派驻机构的内部法律构造作为间接机关，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而言本质上是一种代表关系。

因此，派驻机构的处置权要受到严格限制，应该以建议的形式体现为宜。派出主要解决的是机关在它具有管辖权的行政区域设置代表机构，实施有效管理。

派驻机构职责正当性的首要挑战在于，它并非经由法律，而是监察委授权、自我衍生的产物，因此民主正当性的链条相对脆弱。例如，《监察法》第12条对于派驻机构的被监察对象采取的是列举式立法技术以区分不同种类：同级党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委托组织、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国有企业。

多点位监测机制的正当性表现为有利于权威决策、避免信息洪流两个方面。从事上级委托事务职权的相关监督本质上属于上级监督，应该从民主制约原则出发进行最为严格的监察。

二是国家机关依法授权另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承担相应法律职责。例如，作为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和依法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如何平衡派驻监督与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正如相关调研结论指出的监督融入治理，如何处理好政治监督与业务监督的关系？这种融入应与组织保留、裁量尊重、章程自治等一系列国家法上的要求须保持一致，从而法理上需要建构出派驻监督在国家机关组织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从被监察对象的性质上来看，我国监察机关里有派驻党政机关与派驻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不同机构，在组织形态、活动方式和具体权限上应该有很大不同。第四，向国有企业派驻的机构。

这是因为：第一，宪法和国家是一个整体的秩序，意味着安排上无矛盾，整体则意味着运转的有机性和配合性。这种组织嵌合现象对于派驻机构与被监察对象之间分清角色、保持利益中立、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的要求而言，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明确党的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同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前者如，行政机关各种内设的行政机构，在没有法律专门授权情况下，不可能对外发生法律关系。

20 世纪 50 年代，根据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人民监察委体系内设立的自上而下的监察通讯员制度 ，可以看作是今天派驻监督的雏形，但囿于专业性和队伍正规性，这种做法的局限明显。二是向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委托组织派驻的机构。